1971年候礼祥前去军区司令部因办事遭哨兵拦截，杨得志知情后特意派人前去迎接
1955年9月，新中国第一批军衔授予名单在北京公布，红军时期的一营营长侯礼祥并没找到自己的姓名。这位当年在大渡河先遣队里“开路搭桥”的营长，从此意识到自己与组织的档案链条断了节。
向前追溯，1935年5月大渡河一线，红一师一团被指定为突击先头部队。渡河缺船，先遣队只能硬着头皮搭乘木筏抢滩。侯礼祥带着一个加强班趟水抵岸，冷枪不断，他却吆喝一句“压住火，别乱！”只有短短七个字，队伍就稳了。泸定桥十三根铁索那一晚，同一批人再次冲锋；腊子口山道更险，他的左肩被弹片划开，仍扛着机枪掩护全连。战斗结束，团长杨得志身中两弹，被侯礼祥背出火线。
长征结束后，侯礼祥升任十三团团长，杨得志则成为师长。二人一南一北，很少再同桌吃饭，却常靠简短电报互通动向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侯礼祥被调入延安中央警备团，1939年初旧伤反复，组织安排他去江汉敌后从事隐蔽工作。彼时日伪不断清剿，地下党常用“焚毁名册”保命，很多干部的真实身份就此留白。侯礼祥在潜江沿河埠头摆下小牌铺，白天抄暗号、夜里传情报。一次夜宿破庙，装在挎包里的部队证件被盗，这成了后来认定资历的最大难题。
1942年，江陵地区出现叛徒，潜伏小组被迫解散。侯礼祥化名李祥，投奔同乡张秀龙部队，期望转入新四军，却因为战线混乱再度失去联络。自此，他以农夫身份在故乡务农，偶尔提起长征往事，却没人当真。
建国后，待遇落实需要档案。他试着给各地写信，石沉大海。直到1961年初春，《解放军报》刊出杨得志题为《长征足音》的纪念文章，侯礼祥循报纸上的署名地址寄出一封询问信，“一营李祥尚在”七字赫然其上。半个月后收到回信，只一句：“老侯，速来，细谈。”然而家中八口，往返路费拿不出，他只得再等。
机会在1971年出现。地方粮站收购早稻，他领到五十元现金，当夜便踏上北上的路。先步行至沙市，再买渡票沿长江逆流到武汉，随后混上驶向济南的货车。七天之后，他站在济南军区大门口，胡子花白，腰上还挂着那把旧刺刀的刀鞘。哨兵将他引到干部处，一位姓贺的参谋翻阅名录良久，抬头问：“你真是大渡河第一梯队？”侯礼祥憋了半晌，只递上一页手写回忆录，上面记着每一位牺牲战友的姓名。
杨得志见到这位老营长时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抬手敬礼，“老侯，你来迟了二十年！”两人对坐到深夜，把桥板宽度、河水流速、哪位战士先掉下去，全都核对一遍，细节无一错漏。第二天，杨得志批示军区干休所：“此人革命经历属实，速请上报总政，按残废军人政策处理。”
事情并非一纸证明就能结束。1973年12月，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，在荆州检查工作时专门提起老战友。军区和湖北省委很快成立联合调查组，调阅当年一师一团残存的花名册，又找来另一位十三团老排长魏西核对。至1974年春，中央军委批复：侯礼祥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，享受相应供给，并准予一家八口转为商品粮户口。
待遇落实了，党籍却卡在程序上。组织部门认定其长期未与党组织联系，属于“自动脱党”情形，无法恢复。有人替他抱屈，他摆摆手：“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够了。”
1980年代，地方学校常请他讲长征故事。课堂里有学生好奇：“爷爷，泸定桥晃不？”他笑着伸出仍然僵硬的左臂，“晃，像晒在风里的面条，可人得过去。”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。
1991年冬，湖北江陵大雪覆盖田畴。百岁不到的老人合上双眼，床头挂着军区颁发的新军装，肩章整齐，从未穿过。乡亲们抬棺那天，有人摸了摸那件军装的纽扣，轻声叹道：“这回，他的身份总算落了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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